根据该规定，未来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征收来获得，而经营性建设用地将通过市场来获得。
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5.类似的宪法解释或判例完全不可能，判了白判，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力，除非中国改成权力分立、制约平衡体制。
最后，判决书宣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黄埔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穗埔劳社工伤认[2007]90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所谓指引作用，是指有关宪法保障的法律规范起到了对社会主体行为的指示和导向作用，使其行为不逾越宪法规定的界限。1990年初中毕业时齐玉苓通过了预选考试取得了中专统招及委培的资格，而陈晓琪落选。（二）历史阶段：美国模式。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加大宪法实施监督力度，对发现的不符合宪法的问题，及时纠正，维护了法制统一。
对一些公民、组织对有关法规、司法解释提出的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逐件登记，进行研究，提出意见。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我国宪法监督体制有一个主体不够明确和责任过于分散的问题。6．为克服这一矛盾，需要一种认定方法和识别技术，来识别未列举权利，使其获得宪法的承认和保护。
在笔者看来，当下中国有关未列举权利的理论主张，实际隐含着强烈的权利宪法化的情怀，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误解了中国宪法为何列举权利的意蕴。这样，既没有必要通过不断地修改宪法来增加宪法权利，也不至于降格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价值意蕴，又可真正彰显为列举权利的价值内涵。其次，在适度有利的条件下，总是存在一种界定这些自由的方式，以使每个自由的最基本的应用可以得到确保，同时最根本的利益可以得到保护…… 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有鉴于此，就应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设置一条专门阐述未列举权利的条款，以维系现行宪法权利体系的概括+列举模式，成为中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的规范来源。
而且，此种转换要符合罗尔斯所理解的帕累托效率标准，即，增加部分群体的福祉，不能以降低其他群体的福祉为代价。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4页。
因此，一步到位的改革必然会引发诸多问题，如可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进而危及粮食安全，如可能会造成现有城市的大面积扩容进而影响既定发展思路的贯彻。本文的逻辑在于，宪法列举权利，有着明确的意涵。参见[美]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朱泱、毕洪海、李广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4-140页。一般而言，西方宪法仅列举公民基本权利，一般不规定公民义务，这是权利本位论的体现。
11有学者将把魏玛宪法的失败归于社会权入宪，认为社会权是一种强烈依赖政府税收汲取和再分配能力的‘积极权利，若要满足它，政府需要积极扩张权力。一、未列举权利研究的检讨 （一）未列举权利：权利宪法化的权宜之计 纵观当下有关未列举权利的文献，共享的一套逻辑，可以归纳为：1．自然权利先于国家而存在，因而，自然权利不依存于宪法。对于宪法列举权利所潜含的担忧，不时浮现。就严格意义而论，人民不交出任何权利。
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目标的未列举权利，构成了当下改革的价值指引和评价标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稳步推进、系统筹划的过程，就当下而言，与之相关的迁徙自由，在城市化推进的情景下，虽极大关涉公民的切身利益，但绝非现有社会结构所能完全承受的。
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日益高涨的社会诉求之间，如何达致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社会资源配置状态，是其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那些超出社会经济结构的权利而言，宪法如果将其列举，就意味着要以超出社会经济结构的承受力来促使其实现，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下，这就等同于宪法给予此类权利的持有者特权地位，意味着剥夺了其他权利应享有的社会资源，同样是对其他权利的不公平对待，是宪法对公共利益的僭越，也将会造成社会的极大负担，制约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4 而在权利的维度，每一项真正有有意义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光是流于空谈而是会产生又潜在价值的实际后果的权利，都涉及两个人（或两组人、两个法律实体）之间的关系。权利的正当性，不能来自宗教神谕，不能来自习惯传统，也不能来自实证法律。6权利宪法化是指，宪法是各种权利的清单，权利只有在宪法中获得依据，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但环境权入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事实层面上存在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的复杂局面，加之完善环境制度体系的阙如和环境法理论的不成熟，环境权无论在法理基础还是在制度支撑方面，均缺乏坚实的基础。相应的，如果宪法为某项权利（之所以加引号，意在说明这一诉求是否真正可以上升为权利，尚存疑）的成本付出超出了这项权利为社会带来的公共福祉收益，就不应该将此项权利纳入宪法。然而，既有的理论证成，由于立基不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循环论证：这一证成，依托于对于宪法及其价值的正确理解。
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有必要由获得普遍同意的宪法来确定各种诉求实现的先后顺序。
5．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社会资源总量总是处于增加状态，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因特殊事件的发生（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社会资源总量下降或需要重点投入某个领域，宪法列举权利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被迫下降，权利相应地要受到限制，以节省社会资源投入紧急领域，这在宪法上被表述为紧急状态。并且，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宪法及其体制，对于自由权的保护方式，迥异于西方宪法。
21因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话语较为广泛，无法具体而详尽地表达未列举权利的实质标准，实际上很难排斥某些可疑诉求的入宪要求。现行宪法不仅提纲挈领宣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还在具体权利条款中以国家名义大量规定国家的义务，特别在经济社会权利类型中。
而某些诉求因为没有受到宪法承认，就对宪法妄加批判。不过，这一条款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核心要义在于对宪法人权保障精神的宣示，乃是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和终极价值所在的。再如，对于社会权，则理解为需要政府扩张权力的积极权利，由此将其与自由权两相对立，其实，社会权和自由权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内在地统一于整全式的个体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中的，这种理解就不会先入为主式地将二者对立。义务与权利绝非简单的工具关联，如果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公民义务还承载了维系社会存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重任：如果说公民基本权利是从人的维度对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认可，那么公民义务则是从社会（共同体）的维度确认了那些旨在维系社会（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
这一点可以得到经验层面的佐证。依据上文对于宪法列举权利的界定，对于未列举权利，相对应的理解是：这些权利没有获得宪法上的社会资源分配的资格，因而无法以此权利为名直接参与到社会资源分配中去。
一言以蔽之，自由蕴藏于民主过程与代议制中，《权利法案》在自由权的保障方面，无甚作用。9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只有在涉及到社会权及其和自由权的关系时，有关宪法列举权利和未列举权利的内涵，才得以有所显现。
7 未列举权利的宪法认定技术，主要诉诸宪法价值层面。换言之，某些作为最低限度的标准的权利，不能被划入未列举权利的范围。
宪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在现实运行层面上就是调整社会资源分配的根本法。此种理解下，作为权利规范载体的宪法，似乎并无实质意义。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参照作用，以此为参照系，并非意味着完全趋同，而且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宣告了国际人权公约的权利是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其基本要义是，在统一的目标指引下，允许各国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选择与其相适应的权利保护道路。而中国宪法对待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态度，与宪法权利的界定有着密切关联。
未列举权利首先是权利，是对社会成员紧迫而重要的利益诉求的肯认，由此构成宪法的目标承诺。如果连这一最低限度的权利都无法予以保障，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立基之本。
五、当下中国的未列举权利及其规范形态 （一）作为未列举权利的迁徙自由与环境权 可以说，宪法列举权利和未列举权利，以列举+概括的方式，业已较为全面地将当下社会成员所需要的权利表达出来了。[8]这一批评没有认识到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
13 就此而言，宪法体制以宏观性的制度设计，厘清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系统机制，为从整体上确保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享有提供了前提条件。概而言之，权利实现的实质是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果，而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当下中国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资源来满足权利诉求的情况下，便可通过得到普遍同意并在应然意义上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来划定各种诉求的先后顺序。